明清泡茶
中国茶饮在经历唐宋的高峰之后，又迎来了另一个高潮。明清时期无论是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还是茶的品饮技术都发生了变革，达到新的高度，在中国茶饮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而处于这两个高峰之间的元朝，在我国茶饮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元代作为宋明两代的过渡期，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在饮茶法上却进一步走向成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茶饮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除了继续饼茶的生产和使用外，散茶也渐渐在茶叶消费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饼茶的使用主要在宫廷贵族之中，散茶的消费则主要在民间。除了继承前人的饮茶方式外，元代的饮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唐之前至唐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姜、盐等香料调料与茶混煮的习惯，到了元代逐渐被人们摒弃，而代之以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据《饮膳正要》中载：“玉磨末茶一匙，入碗内研匀，百沸汤点之。”只不过是用茶末，而非今日我们常用的焙干的茶叶。
尽管元代立国时期短暂，但在中国茶饮史上仍是个不可忽视的阶段。这一时期在饮茶方式上的改变与革新为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再创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简化，茶的品饮方式也走向简单化。宋元时期“全民皆斗”的斗茶之风已衰退，穷工极巧的饼茶被散茶斤代替，盛行了几个世纪的唐烹宋点也变革成用沸水冲泡的瀹饮法。
明代饮茶方式发生如此巨大变革与大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贡茶改制就是其中之一。朱元璋此举是从体察民情，减轻负担的方面来考虑的，但却对元朝以来“重散略饼”的趋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散茶生产技术的发展。从饼茶生产向散茶生产的转型是茶品生产工艺由繁到简的过程，随着这种转型而来的则是茶饮方式的简约化。
最早提倡饮茶方式从简，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改革传统的茶具和茶艺的是明朝的宁王朱权。朱权的“崇新改易”主要体现在对于点茶、煎汤的具体要求，比起宋人繁琐的程序更简单。
朱权的煎汤法要求用活火来煎汤，并且须经“三沸”之后才算煎好。这些前人都已做过要求，但较之宋朝的极其讲究，朱权的煎汤法更易掌握。朱权对点茶的要求与宋人要求大同小异，又不似宋人那样十分重视点茶效果；朱权烹茶使用的器具也简易了许多，除保留了些必不可少的，如茶炉、茶磨、茶碾、茶架、茶瓶之外，他还自创了“茶灶”一具。虽有所增创，比之陆羽的“二十四器”以及宋人的茶器，还是大大减少了；此外，古人对于茶具多崇尚金银制品，朱权却追求自然、简朴，偏爱石、竹、椰壳等自然之物；他对于茶的要求，也以叶茶为最。
由朱权倡导的简约的饮茶风气影响后人而形成了瀹饮法。瀹饮法逐渐取代了煎点法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人至今都在使用的饮茶方法。瀹有浸、渍的意思。瀹饮法，即以沸水直接冲泡叶茶的方法。
明朝前期煎点法仍是主流，直到明末清初瀹饮法才成为品饮的主要方式。瀹饮法无需经过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三道工序，只要有干燥的叶茶即可。首先要用上品泉水洗涤茶具，务鲜务洁。然后以热水洗涤茶叶，水不可滚，滚则一洗无余味矣。以竹筋夹茶于涤器中，反复涤荡，去尘土黄叶老梗净，以手搦干置涤器内，少倾开视，色清香洌，急取沸水泼之。
侯汤仍是重点。辨别汤是否纯熟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外观上辨别，如果汤中只冒出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般大小的气泡，此时仅是初沸，直到汤中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纯熟。第二种方法从水的响声来辨别，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初沸,到水没有响声时才是纯熟。第三种方法则从水的冒气情况辨别,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则都是水刚开的样子，要气直冲贯方是纯熟。投茶有序，先茶后汤，称为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称为中投；先汤后茶，称为上投。春秋季宜中投，夏季宜上投，冬季宜下投。投茶多寡宜酌，茶多则味苦香沉，水多则色清气寡。
茶汤应香、色、味俱全。味以甘润为上，苦涩为下。茶自有真香，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如在水中加盐,茶汤中加作料或果子之类,都会使茶汤失其真味。
随着冲泡散茶的兴起，茶具中出现了茶壶，且以窑器为上，锡次之。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味不足，太迟则已过。窑器中又以宜兴紫砂为最，古朴雅致的紫砂茶具由于瀹饮法的兴盛而发展起来。同时由于瀹饮对茶汤色、香、味的追求，刺激了白瓷以及青花瓷的发展。
这种沸水冲泡散茶的饮用方法还促进了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散茶的品种迅速增多，渝饮法只要懂得茶中趣理，具体程序不像前人煎茶、点茶那样严格，给人留下自我发挥的空间。明清以来，这种品饮方式广泛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植根于广大平民百姓之中,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艺术。
